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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臺罪己詔》的西漢樸素公關策略

    來源:原創論文網 添加時間:2020-04-15

      摘    要: 公共關系的概念具有時代性,不同時代下公共關系的概念有所不同。中國古代公共關系的定義較現代意義上較為狹隘,多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而存在。本文以漢武帝統治末期官方發布的《輪臺罪己詔》為基礎,從儒家的視角探析其中的樸素公關說服技巧,從神啟敘事、情感訴求兩個方面分析詔書在維穩漢帝國的封建統治所起的作用。

      關鍵詞: 《輪臺罪己詔》; 樸素公關關系; 儒家;

      公共關系是一個社會組織或公眾人物,在一定職業倫理規范的指引下,為謀取有關公眾的理解和合作而從事的一種交流、溝通、勸說活動[1]。西漢武帝統治末期,由于連年的對外征戰,致使國內民不聊生。為穩固漢帝國的統治,漢武帝劉徹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下達《輪臺罪己詔》,申述自己的過錯,以求得百姓的諒解。《輪臺罪己詔》便是漢帝國在統治危機產生之后,在儒家思想的指導下,為維護王朝統治而進行的公關活動。因而,通過考察《輪臺罪己詔》中的樸素公關說服技巧,對于探究古代公關活動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

      一、《輪臺罪己詔》的背景及內容

      征和三年(前90年),漢武帝派遣開陵侯率領樓蘭等六國攻打車師,后車師投降,臣服漢朝;同年,貳師將軍李廣利率軍攻打匈奴,后因其與丞相劉屈氂商議另立太子之事被人告發,丞相被腰斬,李廣利的家眷也被逮捕下獄,貳師將軍想將功折罪,便不顧實際情況,以數萬漢軍的性命做賭注,盲目進軍,最后因指揮失策,使得七萬漢軍葬送,給漢朝造成了極大地損失。

      征和四年(前89年)六月,漢武帝劉徹于輪臺下罪己詔。詔書全文共634個字,主要內容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其一,否定桑弘羊提出的屯兵輪臺的建議;其二,深述并悔過派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北伐匈奴一事;其三,指出邊疆戍守人員過失及當下緊要政事。

      二、西漢樸素公關思想的緣起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思想學術流派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自秦統一以后,由于官方的文化專制,除法家外的諸子百家可以說是銷聲匿跡。在法家思想的指導下,秦朝施行苛刑暴政,但隨之而來的就是農民暴動、帝國覆滅。

      漢初出于“休養生息”的需要,統治階層實行 “黃老之學”,施政上屬“無為而治”,政府對于文化上的“無為”便給了諸子百家得以重生的機會。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統治階層在文化上廢除黃老之學,正式施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此時的儒學已經不同于以往的春秋時代孔子的儒學,經董仲舒的改造,它早已變成和其他家混合而成的新儒學。漢武帝正是以這種新儒學作為指導,使用軟性公關策略來陳說自己的過錯、維護帝國的統治。
     

    《輪臺罪己詔》的西漢樸素公關策略
     

      三、《輪臺罪己詔》的古代樸素公關策略

      (一)神啟敘事

      神啟敘事是古代統治階級利用天象、天意等其他神秘解釋來進行的一種說服策略。在詔書中,武帝敘述了他在出征前夕,就令方士占卜了此次戰爭的結果。“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漢書·西域傳》)再占卜領軍將士,貳師將軍最為合適。“北伐行將,于鬴山必克……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然而,事隨人變,雖然“天意”是漢朝獲勝,但是由于貳師將軍武斷專行,盲目深入敵軍腹地,不服從差遣,致使眾多將士喪生戰場。

      漢代董仲舒將儒學和陰陽家學說相混合,提出了以“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為代表的新儒學。董仲舒認為,人的行為是在天的指示下進行的,人的行為要服從于天的指示。再加上“君權神授”思想,更為漢武帝的此次施政找到了合理化根據。漢武帝也正是通過將罪責轉嫁到“天命”上的方法,轉移百姓的注意力,為自己開脫。

      (二)情感訴求

      情感訴求是行為主體通過感性的方式使受眾接受、認同自身所傳遞出的思想,以達到共鳴的目的。儒家的修辭之道集中體現為“修辭立其誠”。(《周易》)其中的“誠”,應用到辭令上,是指辭令內容信實和言說者情感真實兩個方面[2]。漢武帝在詔書中,使用“不明”、“悲痛常在朕心”、“不忍聞”等詞句表達出了他對此次出征失策,致使眾多士兵傷亡的自責、自省之心,希冀求得百姓的諒解。

      西漢董仲舒所創的新儒學依然沿用孔子最基本的儒家思想,以“仁”為核心。在政治上,要求統治者使用 “仁政”思想作為指導。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孟子認為,百姓是第一位的,只有將民心穩固好,才能對整個社稷有益。漢武帝在詔書中“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所表達的就是以民為本、發展民生的“仁政”行為,明確地表達出了要洗心革面、重新開始之意。

      四、小結

      漢武帝的《輪臺罪己詔》可以說是古代政府“危機公關”的代表,他將樸素的公關說服策略應用到詔書之中,通過儒家中規勸、教化的訴求策略及時地向百姓陳述自己的過錯,及時挽救了帝國的統治危機。故而司馬光評價漢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于亡秦之禍。”(《資治通鑒》)

      從現代公關的視角看,漢武帝在詔書中采取的神啟敘事策略其實是一種帶有濃厚神秘主義色彩的無稽之談。加上由于歷史背景和通訊條件的限制,這種公共關系活動是統治階級單向輸出的語言、文字傳播行為,和現代公關意義上以印刷、電子傳播為主的雙向溝通模式有很大的差異,因而帶有典型的樸素主義特征。但是,其中的情感訴求策略和現代公關思想中的以真誠為信條、以互惠互利為原則、以追求長遠利益為方針的指導思想不謀而合,對于現代組織開展公共關系活動具有重大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居延安.公共關系學(第四版) [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2]陳彥輝.春秋辭令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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