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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時代我國環境法學研究的三重轉型探析

    來源:原創論文網 添加時間:2020-04-13

      摘    要: 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環境法治客觀條件與話語體系發生深刻變化,環境法學研究須予以適時因應。環境法學的核心范疇、研究方法與基本話語廓清了新時代環境法學研究格局。作為環境法學研究邏輯起點和環境法律現象認知的中介概念——核心范疇及其建構須對新時代的轉型需求予以回應,從一元的權利或義務本位走向二元的“權利—義務”范疇。環境法治客觀條件的變化凸顯環境法律制度的體系化需求,這意味著環境法學研究方法須對環境法律制度體系化予以關照,環境法學方法本身也應走向科學化與層次化。中國環境法學研究要走出西方話語禁錮,實現話語自覺,建構中國學術話語權,必然需要回歸到中國環境法學話語的主體性特征,走向中國環境法治問題的田野,充分理解和利用中國環境法治資源,堅持開放并蓄的話語立場。

      關鍵詞: 新時代; 環境法學研究; 核心范疇; 研究方法; 基本話語;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our society,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of the environmental rule of law and the discourse system have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Environmental law research must be timely responded. The core categories, research methods and basic discourse of the environmental law have cleared the knowledge pattern of environmental law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environmental law research and the intermediary concept of 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legal phenomena, the core category and it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must respond to the transformation needs of the new era, and need to move from the unitary right or obligation category to the dual "right and obligation" category. The change of objective conditions of environmental rule of law highlights the systematic demand of the environmental law system, which means that environmental law research methods must take care of the systemat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legal system, and the environmental law method itself should become scientific and hierarchical. Chinese environmental law research should go beyond the discourse of Western discourse, realize the discourse self-consciousness, and construct the Chinese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This means that the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law in China must return to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discourse of environmental law in China, go to the field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rule of law, fully understand and utilize Chinese environmental rule of law resources, and adhere to an open-minded discourse position.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法治客觀條件、話語體系建設等方面正發生著深刻變化,也決定了環境法學須在規范性與功能性之間達成動態平衡,并予以革新。故中國環境法學研究亦需型構新時代的研究格局。格者,認知范圍內事物的認知程度,局者,認知范圍內所行之事及事之結果。格局不同,事物之認知范圍及結果亦不同。新時代環境法學研究格局型構必將面臨從理念到實踐的深刻轉型。

      一、新時代中國環境法學研究格局型構需重點關注三大命題

      只有正確認知當代環境法學研究的基本特征,梳理與揭示環境法學發展與法治需求、法治背景之間的互動關系,才能深度把握環境法學發展的整體走向,才能更有的放矢地型構新時代環境法學研究格局。而環境法學核心范疇、研究方法、話語體系則是其中需予以重點關注的三大命題。

      (一)環境法學核心范疇選擇

      首先須厘清環境法律制度建立與運行之前的價值起點是什么,當以何種核心價值范疇來推進與展開新時代中國環境法治?由此,有必要對環境法學的理論研究成果予以系統回顧。環境法學基礎理論研究涉及環境權利理論、環境義務理論、環境法益論、環境法權論、環境行為論等議題。上述理論及議題所集中探討的是環境法律制度建立運行之前的價值起點問題。而若將上述環境法學討論還原為一個傳統法理命題,即為環境法學的核心范疇。
     

    新時代我國環境法學研究的三重轉型探析
     

      那么當前環境法學研究的核心范疇是什么?如何建構環境法學核心范疇理論?這在當下不容回避。就環境法學四十年發展的進程看,大致呈現著下述不同層面的回答:權利理論、義務理論和法權理論等。

      其一,就權利理論而言,在生態危機回應過程中,權利證成與救濟成為環境法正當性的來源。從環境權利價值到憲法環境權,再到環境私法權利與公法權利,環境權利理論已然描繪出一張宏偉精致的理想圖景。環境法要實現從無到有的飛躍,沒有比借助當代權利話語更好的途徑了。其二,就義務理論而言,伴隨21世紀后中國環境立法的進一步蓬勃發展,“應運而生”的環境義務論在法律規范層面得以進一步呈現。而在環境司法中,相應的以環境權救濟為訴求的司法裁判案件亦是寥寥。1“以權利話語為依托的學術理論既缺乏描述性功能,又缺乏規范性功能——不僅對法律規范缺少解釋力,而且無力指導法律制度的設計。”2因此,義務論堅持只有將義務作為核心范疇,才能妥當解釋環境實定法法律現象,將為環境法理論與制度建設提供建構性支撐。3其三,作為新近產生的核心范疇理論,法權說跳出“權利—義務”的本位范式,以“權利—權力”為中心解釋環境法學。4但法權理論難以解釋環境權在實體法中缺位的客觀事實,也難理清環境權力與環境權利的邊界。在環境法律權利缺位的前提下,“以權利制約權力”易墮入權利泛化的自由主義趨向中,導致環境行政權力運作低效甚至無效。

      可以說,上述三種關于核心范疇的認識,在特定領域有優勢解釋力,是特定環境法治背景下的優勢理論。而與此同時,也面臨一個難題——即當三者交匯于同一時空條件時,如何協調彼此在環境法學研究認識上的差異與分歧,以避免囿于不同研究起點、不同觀察路徑和結論,而可能帶來環境法學研究理論根基的破碎化及環境法律本質認識錯位等境遇。因此“須對環境法學的核心范疇達成共識”。5

      (二)環境法學研究方法優化

      當給定核心范疇與價值基礎時,如何將其落實到紛繁復雜的環境法律制度實踐中?這就需要遵循一定研究方法予以展開研究。即借助類型化研究方法,圍繞核心范疇來建構環境法學體系。通過環境法律概念的規定、展開、改造、完善和轉化,促進法學研究深化,繼而形成具有體系性、一致性的環境法學研究體系。6回顧當代環境法律制度研究成果,無論是側重公益性的環境規制制度,還是側重私益性的環境救濟制度,抑或是公私交融的環境利益衡平制度,均是特定研究方法運用的產物。

      蘇力教授曾將當代中國法學研究方法概括為:“浴火重生的政法法學,邊界模糊的教義法學,部門法學的社科法學轉向”。7基于中國環境法學在研究方法表現、時間先后等方面所形成發展表征,可將當前環境法學研究方法歸納為——表淺化的社科法學、隱逸的法教義學與遲到的政法法學。

      首先,社科法學方法在潛意識或不自覺中被大量應用,但又多僅停留于社會科學研究表層,尚未真正進入法學研究方法深層。在立法研究中多采用環境質量的定量描述以論證環境立法的必要性,同時采用管理制度借鑒展開比較法研究。而在執法研究中對執法的利益得失、執法效率進行評價,多采用傳統社會學的實證調查方法。然而上述研究方法難稱真正的“社科法學”研究。其過度強調社會科學成果的引介,而忽視“法學”的轉譯功能。同時若對不同類型社科法學研究成果缺乏法教義學轉譯,易致使不同層次研究成果間缺乏法學意義上的邏輯關聯。而不同學科背景下的觀察,則因理論視角差異而導致無法求得共識,更無法聚焦法律的有效解釋與適用,從而陷入法律外部的價值紛爭,難深入至法學應用層面。

      其次,作為法學主流研究方法的教義學應用較少,呈隱逸之貌。囿于當下繁重立法任務和相對偏弱的環境司法,環境法學研究較少考慮立法的規范性面向,更多關注如何迅速建構環境管理組織機構與環境管理制度,進而希冀從形式上將日益擴張的環境行政權納入合法性框架中。故而罕見規范性法學的應用,法教義學退居其后。其表現為用表淺化的社科法學論證代替教義學的法律內部論證。具體表現在:其一,在立法的必要性上,用環境問題嚴重性描述代替新法的必要性論證。大量法律內部論證不經意間被忽視。其二,在法律制度建構階段,用管理制度借鑒代替法律制度借鑒。對外國環境法律制度借鑒更多是將法律文本作為環境監管制度“指南”,通過靜態法律文本了解域外環境管理的基本架構。其本質上是通過法律文本學習域外環境管理經驗,而非法律經驗。其三,在實效評估階段,用社會效果代替法律效果。環境法律制度實施效果的最直接標準是能否達成普遍守法、能否有效解決爭議等。顯然,環境質量改善不等于環境法治水平提升。

      最后,“遲到的政法法學”的面相呈現。在生態文明受關注前,環境法學可以說罕有政法法學范式應用。但環境問題的公益性決定了環境法必然與政治存在緊密關系,生態危機應對離不開政治的強力助推,環境法律實施離不開行政資源的有效供給。尤其是自提出生態文明建設起,黨中央呈現了對環境保護與環境法治的高度關注。黨政同責、環保督察、河長制、環境績效考核、環境審計等極具中國特色的制度被創設,亟待納入權力、法治、權利框架中。故必然需求政法法學及其研究方法的補強,以進一步探討環境法治與政治、法律與權力、政黨與政府之間鏈接與關系互動。

      (三)環境法學話語體系建構

      無論理論研究還是制度研究都須遵循相應的檢驗標準,以檢驗理論與制度的解釋力、可行性與有效性。那么何為環境法學研究成果的判斷標準,即在何種意義上成果具價值性?或說在何種層次上環境法學研究揭示了問題,滿足了客觀需求?而對此問題回答就是第三個環境法學研究的理論命題——環境法學的話語體系。在社會科學中,話語不是某種話語與言說,而是“由諸多觀念、態度、行動過程、信念和實踐組成的思想體系,這些思想體系系統地建構了主體和他們所言說的世界。”8在當代環境法學研究中,所產生的話語體系林林總總,各個話語持續時間長短不一。其中有兩大最主要話語伴隨環境法治發展并持續至今,一是環境權利話語,二是多中心環境治理話語。一定程度上,不同于西方環境法學之產生于生態危機的法律反應,中國環境法學誕生所呈現的更像是一種理論需求上的預判及西方優勢話語的借鑒。

      綜合而言,早期環境法學更傾向于從《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等國際環境規范性文件的有關權利條款引申出環境權應是人所必須具有的權利,進而印證自身學科的正當性。9環境權利話語在不少場合成為當時環境法學研究的主流話語。進入21世紀以后,伴隨中國環境行政監管體制的快速建設,“多中心治理”的話語體系正趨于呈現。這一話語體系堅持環境行政核心在于代表及最大限度表達環境公共利益,核心途徑在于通過有效制度安排,實現公眾在環境公共政策、法律制定與執行等方面的全過程參與,以確保公眾在其中的功能地位和作用,進而創造政府、市場、社會的扁平化關系。事實上,當前環境法學界所提倡的主要制度工具,諸如公眾參與、信息公開、生態補償、排污交易等,本質都是“多中心治理”話語體系之下的制度建構。無論環境法學界是否意識到話語體系的影響力,“多中心治理”話語已然成為當前環境法學研究的主要前提。

      一定程度上,環境權利話語雖有助民主意識覺醒與權利本位張揚,但對實證法體系解釋力卻有限。當公眾對環境問題無切身之痛,環境意識未充分覺醒,環境立法乃至環境司法就難在實質層面涉及實體性環境權利。既如此,環境權何在?以環境權為核心范疇的話語體系又如何對接中國環境法治實踐?生態補償、排污權交易、公眾參與制度等雖在國外行使有效,但移植中國可能變成一紙空文,難得到很好實施甚至完全得不到實施。10其中的根本原因乃是在上述法律制度借鑒中,常常會忽視中西在政治制度、央地關系、府際關系、法治文化等方面的根本差異。從而易導致“管中窺豹”“南橘北枳”,進而呈現本土問題意識虛無與自有話語權退縮的境況。

      二、新時代中國環境法學研究的轉型需求

      新時代以來,社會主要矛盾、環境法治背景、中國話語需求正發生著諸多變化。這種變化并非一般意義上的量變,對環境法治而言是根本意義上的質變。這不僅意味著客觀條件、時代背景的變遷,更是主觀價值需求、法治導向的變化。因此,繼續固守當前環境法學的研究格局已無法滿足環境法治需求,也違背了前述法學研究與時代需求互動的基本規律。

      (一)主觀價值需求:呼喚權利本位價值

      黨的十九大報告總結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11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這一客觀條件變化揭示出當下中國環境法治的價值需求變化,即權利本位及其價值需求變化。

      一方面,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呼喚的是一種復合權利價值。在此階段,對權利價值關注已非僅限經濟視角的價值,而更多關注諸如生態、安全、精神美學性等更深層次訴求。環境法治需要“提供更多的優質生態產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著力解決突出生態環境問題,為人民創造良好生態生活環境。”12這兩者統一于人民對與生態環境有關的權利需求。13具體而言,美好生活需要的環境權利需求表現在:其一,對經濟性權利與生態性權利的復合需求。于溫飽之后還需要清潔空氣、水、土地等方面需求滿足。其二,基本生存權與精神、享樂等幸福權利的復合需求。其三,實體性權利與程序性權利的復合需求。其四,個體權利與均等適宜良好環境權利的復合享有。

      另一方面,新時期社會基本矛盾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折射在環境法治領域,則可能面臨下述困頓境況:其一,重權力配置,輕權利分配。重頭在于環境權力配置與行政執法,但對公眾、企業的實體性權利關注與保護偏弱;司法救濟途徑存在不暢。其二,重環境利益維護,輕環境民主參與。雖已建立與完善環境質量績效考核責任制、生態紅線、環境規劃、環境標準、排污許可、環境影響評價等,但制度運行與功能實現仍大有空間,公眾參與(尤其是公眾的環境行政決策等過程參與)等機制尚待進一步走出形式窠臼。其三,重生存性權利,輕精神性權利。這在環境司法領域體現尤為明顯,雖然與生存權密切關聯的人身權、財產權等能基本通過環境司法得以救濟,但更高層次的精神享受性權利卻很難獲司法承認。其四,重局部環境質量改善,輕環境分配正義。囿于環境法治發展的階段性,我國對城市、重污染地區、生態敏感脆弱地區、國家生態安全地區等投入了大量環境法治資源,但對經濟欠發達地區及農村,環境法治資源供給卻呈明顯不足。部分經濟欠發達農村、偏遠地區依然面臨污染致使的生存權問題。

      顯然,為適應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環境法治建設方略不可避免須隨之調整。尤其對核心范疇研究,應順應新時代價值需求變化,引導環境法治實踐不斷滿足權利實現的期待,推動環境法治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化解。

      (二)客觀條件變遷:亟待環境法律制度體系化

      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對于生態文明建設目前正處“關鍵期、攻堅期、窗口期”的強調,是習近平總書記根據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客觀規律作出的重大科學判斷。其對明確未來生態環境保護目標,明晰環境法治建設方向至關重要。“關鍵期、攻堅期、窗口期”意味著我國經大規模治理,尤其黨十八大以來的對污染宣戰,深入實施三大計劃,生態環境已初步好轉,已具備解決生態環境突出問題的基礎條件(初建環境法律制度體系,經長期、大規模生態治理積累豐富實踐經驗,形成了具體有效的治理模式等)。同時“關鍵期、攻堅期、窗口期”還意味著若不能抓住當前機遇將建成的環境法律制度體系深入落實,如不能及時汲取當前實踐經驗改革當前法律制度,我們將錯過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戰略機遇期,未來還將因生態問題付出更大更沉重的代價。14從法學研究視角看,上述科學判斷揭示了環境法治客觀條件重大改變,凸顯環境法律制度體系化需求。

      首先,在環境法律體系建設層面,我國已初建相對完善的環境法律體系,實現了法律制度“從無到有”飛躍;在下一階段則需實現“從有到體系、從框架到精細”的二次飛躍。曾幾何時,中國環境法學研究只能立足于域外法律制度比較借鑒,環境立法研究只能“摸著石頭過河”。而這其中夾雜了應急、嘗試、想象的非理性因素。梳理當前環境法律體系,不難發現我國單行環境法律不乏相互沖突、關系錯位等問題。因此,如何形成一個邏輯自洽的環境法律制度體系,能為行政主體、行政相對人提供一個穩定秩序框架就尤為關鍵。而環境法典化與體系化研究將成當下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

      其次,在環境執法體系建設上,我國行政監督管理體系改革探索初步完成,正嘗試實現從破碎化監督管理體制到一體化環境監管體制的轉型升級,亟待將行之有效的監管經驗以法律方式固定并形成執法秩序,進而著重降低執法的社會成本,提升環境行政效率。黨的十九大以來,環境行政監管體系的大部制改革可謂“四十年未有之大變革”,在頂層設計上打破環境執法的“部門本位”藩籬,給環境執法的監管體制討論畫上句號。自生態文明建設以來的大量新型環境政策、執法制度,如“水、土、氣十條、最嚴格環境保護制度、多規合一、黨政同責、環保約談”等,都亟待環境法學研究將其法律化、秩序化、體系化以防止執法過程中“一刀切、濫作為”。

      最后,環境司法體系建設初步解決了司法體制瓶頸,但制度體系化程度遠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環境糾紛需求。我國尚未有法律、法規對司法專門化中的審判機構、審理程序予以明確規定,尚未形成獨立的訴訟程序。實踐中,環保法庭多數情況下只是將環境類案件進行簡單合并,并未達致環境問題的學科交叉性所要求的訴訟程序實質整合。地方法院仍按傳統的民事、行政、刑事程序分別審理,并未形成一套獨立、系統的符合環保需要的訴訟程序。因此,環境司法專門化若只是籠統地將環境資源案件交由獨立環保法庭簡單匯總,而不是對訴訟程序實質整合,不形成獨立訴訟程序,就沒有從根本上突破傳統環境司法模式的局限性,環境司法專門化的正當性就會受到質疑,進而影響環保法庭存在的必要性。15綜合而言,通過立法保障環境司法獨立的審判程序,明確環境法庭專門地位應是未來環境司法發展的重點。而當前環境立法與環境司法脫節、環境司法不能的問題,雖在司法體制上有一定緩解,但根本性問題可以說未得以充分解決。而這一定程度與長期以來環境法學研究所信奉、主導的立法中心主義有關。因此,環境法學亟待從立法中心主義向立法與司法并重轉向。

      顯然,環境法治客觀條件在新時代正發生重大變化,其意味著環境法學研究需要隨之調整。尤其是對于體現研究立場與新時代需求緊密關系的研究方法而言,在社會需求、法律目的等發生重大變化情況下,須充分體現時代客觀條件變化所反映的特性。

      (三)話語體系反思:彰顯中國話語的形成需求

      若說處于四十年前“一窮二白”的環境法制狀態下,需快速借鑒西方話語以實現從無到有,則新時代環境法學不應再繼續不經任何反思、批判,照搬西方的做法。16純粹的西方話語阻礙了環境法學對本土問題的識別,忽視了話語的主體性特征,傾向于將中西環境法律制度的“有無”“不同”作為問題,造成了環境法學研究對中國公民、利益群體關注的缺失,一味、盲目地將西方公民的價值觀和價值體系強加給中國公民。17而這又進一步反映在法律實踐中,乃至研究成果不能被廣大公眾所認可,不能解決廣大公眾急切關注的問題。而另一方面,缺少本土自覺話語則又阻礙了環境法學對自發制度解釋與創造。在當前環境法律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體現本土智慧的,往往并非舶來品,而是包括三同時、黨政同責、績效考核、環保約談、河長制、生態紅線、保護優先、環境司法專門化、能動司法等制度機制創設。這此都是極具中國特色的“國產貨”,但環境法學對此研究的投入,顯然遠不及“舶來品”。

      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政法大學考察時強調:“沒有正確的法治理論引領,就不可能有正確的法治實踐”,“我們有我們的歷史,有我們的體制機制,有我們的國情,我們的國家治理有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特殊性和復雜性,也有自己長期積累的經驗和優勢。要以我為主、兼收并蓄、突出特色……努力以中國智慧、中國實踐為世界法治文明建設作出貢獻。”18無疑上述重要論述為中國法治話語體系建設指明了方向,明確了目標。環境法學須建構本土的環境法治話語,才能改變曾經的那種被支配狀況,方能為法治的世界概念提供中國要素,從而為環境法治提供中國方案,并將中國方案納入全球環境法治一部分。從另一層面看,若欠缺自己的話語體系,那么從根本上消除西方獨斷的話語影響是不可能的。沒有自己的話語體系,就難以保證思想上自主,易產生意識判斷混亂。近四十年的環境法治積累,決定了環境法學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環境法治話語體系建設提供了一定經驗基礎,為環境法學領悟和認知中國環境法治建設中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打下堅實基礎。無疑,能否抓住這樣機遇,把握法治意識形態建設這一時代主題,將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能否最終形成。

      三、“從一元走向二元”的核心范疇轉型

      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呼喚權利本位價值,決定了新時代比任何時候都需將權利本位落實于環境法治實踐中。新時代環境法治不再滿足于權利話語的價值自證,而是環境權利要能被公眾真實享有。讓公眾可實際享有環境相關權利已成為生態文明法治秩序壓艙石。因此,作為環境法學研究邏輯起點和認識環境法律現象的中介概念——核心范疇及其理論建構就須因應新時代的轉型需求。

      (一)“權利—義務”二元核心范疇:因應轉型需求的一種選擇

      首先需要明確部門法學的核心范疇并非是一種分析視角,而是具有部門法領域特質的核心分析工具。視角上,法學既可采用“權利—義務”視角,也可采用“權利-權力”視角,也可采用更為抽象的“法益”視角。視角間并不排他,視角間的相互補充反而易消除單一視角的觀察盲區,形成全閾式觀察。而核心范疇并非如此,各部門法學中的核心范疇不一致,反映了特性學科性質與思維特征的基本概念,且在傳統部門法學中具有相對唯一性,如刑法中的犯罪、民法中的權利、行政法中的行政行為。關于核心范疇的理論飛躍推動了部門法學在應然與實然、規則與事實間的相互跌宕,相互彌合,突出表現為部門法學對社會事實涵攝能力提升及對社會價值變化的回應。誠如核心范疇之于研究方法的關系。如犯罪與刑法教義學、刑事政策學,權利與實用民法學、倫理民法學,行政行為與行政法教義學、規制學等。

      故而可提煉出核心范疇的雙重標準。其一,能反映出學科內部的基本價值導向,其與社會道德、倫理、政治需求密切相關,指向法律的實質正義。可以說,核心范疇是該法律部門以自證、“自詡”為正義代表,要求社會成員普遍信奉的基礎。其二,核心范疇須貫穿實定法始終,對實定法有通盤解釋力,能支撐法律職業群體的社會價值共識,落實到具體個案中,彌補規則與事實間的間隙,指向法律的形式正義。當前環境法學研究正處尋找符合雙重標準的范疇的歷史過程之中。尚無法用一個準確概念或理論準確闡釋這一新型的法律現象。一方面,科學不確定性、價值分裂的現代背景決定了在環境法領域難以形成一個價值基礎,導致所謂共識匱乏。另一方面,環境法律橫跨公私法,難找到一個既有范疇,能貫通環境法始終,妥善解釋環境法律現象。如行政行為理論或行政處分理論雖能解釋大部分環境行政法律現象,但幾乎無法解釋生態補償、生態損害賠償等環境私法現象,亦難在環境侵權訴訟、環境公益訴訟案件有所作為。環境法不可能在傳統公私法的中觀理論中尋找能通盤解釋環境法律及現象的核心范疇。

      在環境保護領域,傳統法中的“價值—規范—秩序”認知模式被現代性沖擊得面目全非。面對復雜性,環境法學并未提煉出一個部門法獨居的范疇,而是訴諸于更抽象的法理學范疇即權利與義務,并期望通過一元權利范疇或義務范疇建構環境法學的根基。然而,曾經的環境權理論借助權利話語實現了環境法律正當性的自證,但無法以權利為核心解釋實定法;義務論雖可對當前實定法予以解釋,但對法律體系建構缺少指引性,在價值證立上與權利話語相爭處明顯劣勢。基本訴諸于一個更為抽象、普遍性的范疇,也已然難以符合和滿足核心范疇的功能要求或符合核心范疇的雙重標準。因此,形成一種二元核心范疇或將能成為環境法學研究的一種選擇。未來環境法學研究應堅持“權利—義務”的二元核心范疇。

      (二)作為價值范疇的環境權利

      若深入至四十年來關于環境權利的討論中,會發現環境權利并非一個私法權利概念或憲法基本權概念,而是一個復雜、綜合的權利集合或權利束概念。環境權利所涉的是一個包括權利話語、環境法律利益、私法權利、公法權利等在內的權利集合。也正是環境法律呈現的復雜性特征,致使人們無法僅通過一種性質權利就能完全解釋環境法律現象。尤其在實證法尚未直接規定或通過解釋間接承認私法環境權利或憲法環境基本權情況下,環境權利無法對大量環境義務實證法進行解釋。

      但這并不意味著環境權利被時代所拋棄。恰恰相反,新時代的主要矛盾變化決定了環境權利仍將繼續作為環境價值自證的范疇存在,并隨著未來環境法治的深入而促進真正意義上環境權利的產生。新時代“美好生活”的本質是公民多元權利彰顯,其中民主、法治、公平、正義需求與安全、生態、環境需求將最終統一于權利——環境權利。19這意味著國家將逐漸強化對公眾環境利益維護的政治承諾,以及不斷增長的環境公共利益供給能力;意味著公眾環境意識覺醒,公眾在溫飽后更關注溫飽之上的環境利益需求,需要積極向國家主張環境公共產品;意味著環境需求將逐漸從經濟利益需求、人身需求中獨立,而環境權利也將逐漸擺脫傳統部門法學中財產權、人格權、參與權的束縛而得以解放。

      故而一方面,環境權利范疇將成國家向公民承諾并通過國家權力兌現的核心內容;另一方面也成為未來國家環境法治建設的目標與理想。新時代檢驗環境法治是否成功的標準,就是看公眾是否享有法律意義上的環境權利,所享有的環境權利內容能否真正實現。當環境權利受侵害時,能否及時得以救濟。故未來環境法學須進一步聚焦于權利建設與權利實現條件的供給上,否則會失去研究方向,也失去對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后法治實踐的解釋力。

      (三)作為工具范疇的環境義務

      新時代背景下,在環境法治領域內,環境相關權利論的實際享有離不開作為工具性價值的環境義務。與環境權利相對應,環境義務同樣具多層次性,而非純粹的抽象義務。具體而言,環境義務范疇的內容包括以下方面:其一,國家義務。《憲法》第26條規定了“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義務,并在序言中明確“生態文明”作為國家根本任務。其二,行政主體的依法履行環境職責的義務。其三,企業依法履行環境許可審批、達標排放、環境治理、環境修復等環境行政法定義務。其四,公眾依法履行的保護環境義務。各主體義務間存在緊密相互關系。國家義務最終落實需賴于行政主體義務、企業義務、公眾義務履行;公眾義務、企業義務的內容是依行政主體義務執行來進行劃定。通過在國家、政府、公眾、企業之間協調分配多層次、具象化的義務實現主體行為的規范化。這不同于環境權利范疇的目標指向與價值引導,環境義務范疇更側重于環境法律技術分析的核心概念。

      伴隨新時代法治需求變化,義務體系要求也正發生。2018年《憲法》修改,“生態文明”等內容入憲回應了環境保護的價值需求,采用“國家目標”方式,通過國家權力課予不同層次義務,實現“環境權入憲”的功能期待。20這意味著在國家義務層次,國家增強了有關環境利益的政治承諾,并將國家義務作為兌現政治承諾的最主要途徑。而法治、民主、公平、正義的突出需求,則要求環境行政主體在行使權力履行法定職責時的規范化,通過明確法律授權與義務規定將權力置于法律制度籠子。對于生態利益保護的突出強調要求公眾、企業能依法履行環境保護義務,形成守法自覺。同時,也需要明確規定企業與公民的環境保護義務,防止“一刀切、濫作為”,不能以環保之名侵犯公民、企業的合法財產權,妥善處理好經濟與環境利益的沖突。在此意義上,環境義務除了提供主體義務視角外,更是從法律技術層面建構環境法學研究體系。確定性、可預測性、可司法性、權義相當等義務內容研究跨越了公私法研究隔閡,從法律的形式正義層面提出規范性研究路徑。而這正與新時代突出的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要求密切關聯。綜合而言,復合、多層次義務范疇構成新時代環境法學的規范性研究基石。

      (四)二元范疇互動是促成權利走向實際享有的核心

      權利與義務二元范疇互動緊密,反映中國環境法學的時代特征。不同于一元范疇,二元核心范疇理論明確澄清權利與義務間各層次的互動關系,大體反映了當下環境法學的現狀與未來環境法學的發展趨勢。

      其一,在“基本權利—國家義務”框架中,國家環境義務以基本權利為基礎,并以基本權利保護展開。“國家義務就國家在調和沖突與調和潛在利益場域中,通過共同政治形式至良性運行以滿足于保護民眾充分表達利益的機制。”21建在“基本權利—國家義務”關系上的國家義務體系,是以公民基本權利為邏輯前提和理論依據,國家義務直接源自明確的公民權利。22根據國家的消極(尊重)義務,公民得以對抗針對公民環境相關權利的國家侵犯;根據國家的保護義務,國家應采取措施阻止或防止針對公民環境相關權利的私人侵害;根據國家的給付義務,國家應積極履行對公民的生存保障,不斷改善環境質量。23雖然當前環境權尚未入憲,但生態文明入憲一定程度上發揮著環境基本權的功能。“基本權利—國家義務”間的互動并未因環境基本權缺失而失能。

      其二,在“公眾環境權利—政府環境義務”框架中,私法性質的環境權利間接為政府環保義務履行提供了基本價值牽引,構成環境行政不作為、濫作為的判斷標準之一,也直接構成環境行政給付義務履行的內容。應然狀態下,私法性質的環境權利內容可具體化為各類符合環境質量標準的環境。例如清潔水、空氣、潔凈土壤,以及安靜的聲音環境與良好的生態系統環境,均是由各類環境質量標準界定的。獨立的私法環境權利侵犯與否的判斷標準是以環境質量標準為準繩的。雖然,當前環境私法中并未直接或間接承認環境權利,但以權利為本位的新時代,必然朝著相對獨立的環境權利發展。那么作為保證環境公共物品產生的重要主體——政府,必須履行環境行政職責促使環境質量符合標準。這點已體現于行政公益訴訟中。《行政訴訟法》第25條所規定的“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24在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領域就體現為關于環境質量不達標。在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實踐中,行政機關是否違法行使職權與不作為的判斷標準之一就是環境質量是否達標。新時代環境行政法內容也不再是單純的合法行使職權,而是將環境質量達標與環境公共產品的給付作為最主要內容。這在生態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線、主體功能區劃法律制度中體現尤為明顯。其要求行政主體須保證環境質量與生態環境達標,為公眾環境權利實現創造條件,否則將承擔相應行政責任與績效責任。

      其三,在“公眾程序性權利—行政主體義務”的框架中,一方面公眾通過程序性權利督促行政主體履行職責,同時促使權力朝著合目的的方向展開,為私法性質的環境權實際享有創造了基礎性保障。在傳統行政法意義上,公眾通過公眾參與行使監督權,監督環境行政主體依照法定職權和法定程序履行職責。任何行政不作為或濫作為將引發行政訴訟。在現代行政法意義上,公眾通過參與行使參與權與決策權,彌補行政主體在環境管理上的信息不足,協助行政主體正確決策。另一方面,行政主體的義務履行也為公民程序性權利實現提供保障。公民程序性權利實現,同樣離不開行政主體宣傳義務、告知義務、信息公開義務、聽證義務等履行。

      其四,在“公民環境權利—公民環境義務”的框架中,在私法體系內,公法環境義務成為公民主張環境權利內容、救濟環境權利的標準。而在環境質量達標時,達標排污具有“合規抗辯”效力,阻斷了環境侵權中的法律因果關系;在環境質量超標時,是否超標排污構成了判斷排污行為與環境質量超標存在因果關系的重要因素。因此,公民環境義務不僅僅是公法上的基于行政目標的要求,更與環境侵權的救濟存在緊密關聯。這一問題本質上是公法義務與私法權利相互交叉的產物。只不過在傳統公私法范式下,公私法間的應然關聯被兩分范式所回避。新時代環境法學研究就是要讓其還原至事理狀態,重新界定公法義務與私法權利之間相互關系,并將其納入規范與秩序的軌道上。

      因此一定程度上,基于公法與私法層面而生發與運作的上述四重“權利—義務”關系框架,貫穿于環境法律始終。環境法學研究從價值證成到實證分析始終都圍繞著上述“環境權利—義務”框架關系而展開。權利范疇與義務范疇的互動過程,是將傳統部門法中相對穩定的權利價值續造于環境法的疆域之中,為公法、私法在環境法治領域交互而構建橋梁。這一過程亦是公共利益與個體利益相互調和適應的過程,環境法學通過權利—義務關系,努力尋找公共利益與個體自由之間的平衡點,劃定個體權利空間,并以公共利益項下的義務以維護個體權利的范圍。

      四、“從邊界模糊走向功能分層”的研究方法轉型

      環境法治客觀條件的變化凸顯環境法律制度的體系化需求,這意味著環境法學研究方法須對環境法律制度體系化形成關照,方法本身也應走向科學化與層次化。由此而呈現“從功能—邊界模糊走向層次化—體系化”的因應時勢變化。作為一定程度呈現領域法學特點的環境法學25,宜采用一種功能主義態度,以解決現實問題為目的,綜合運用各種方法。但這并不意味著環境法學研究方法是模糊或不加區分的“眉毛胡子一把抓”。面向新時代,環境法學應在包容并蓄立場之下形成方法上的自覺,厘清各研究方法差異與層次,明確各研究方法的功能指向與適用邊界。故而就不可能再簡單繼續曾經的“應急性、對策性”研究方法,而需綜合運用規范、專業的研究方法組合,將環境法律及其制度循序漸進地落實于社會生活中。具體而言:

      (一)環境法教義學的環境法律適用中心地位確立

      近四十年環境法治突飛猛進,生態文明法治建設成果令人矚目,但不可否認仍存環境立法的協調性不足,執法不嚴等不同層面問題。環境立法的協調性不足,必然造成環境法律適用的混亂與錯愕,進而在社會生活中呈現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秩序。有違公平、正義的基本法律價值,不利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而“執法不嚴、一刀切、乃至濫作為”等問題的不同層次呈現,在本質上是囿于環境行政權力缺少立法對行政權之權力邊界的明確指引,囿于司法對環境行政權監督的“拿捏不準”。這些都可歸咎于環境法治的科學性不彰、環境法律的精細化不夠、環境立法與司法互動性不足等因素影響。而這些需仰賴環境法教義學發展予以適時回應。法教義學把法作為維持現實社會生活秩序的規范來對待,所關切的是實證法的規范效力、規范的意義內容及法院判決中包含的裁判準則,是關于現行法之陳述所成的體系。法教義學強調從法律內部的視角出發,預先接受現行實在法律規范的權威性和效力,通過彌合法律規則與法律事實之間不一致,實現法律科學化與體系化。其所見長的正是整合法律規則體系,促使規則秩序從紙面走向現實,在現實中反思規則,形成規則間、事實間、規則與事實間的一致性。而這正是在環境法律制度確立、環境行政體制改革完成后,彰顯環境法律秩序的核心突破點。

      除此之外,從環境法學研究角度看,法教義學還發揮著環境法學理論的整合與轉譯功能,是社科法學、政法法學多元成果的中繼器和轉譯工具。面對環境法學中各類法社會學運用的成果呈現出“橫看成嶺側成峰”多元樣貌,如何讓不同來源、不同層次的環境法學外部觀察能進入規范領域,形成“法言法語”,并為環境法律職業共同體分享、交流,形成可“對話”和“交鋒”的理論,是當下環境法學面臨的主要問題。環境法教義學正是法律職業共同體所持的共同話語,其以規則為中心,選擇性排除與法治無關的命題判斷,并將觀察結果置于既有的法律理論中去理解,促成了既有法律理解與外部觀察的銜接,26擔負起環境法學減負與轉譯功能。最終的學術成果都須能被法官、律師、執法者所理解和掌握,而法教義學的中心地位正是建立在這種規則中心的話語翻譯功能之上。

      面對新時代,環境法學已具備了教義學中心化的三個現實基本條件:其一,我國已初成相對完善、穩定的環境法律體系建構,已具備環境法律解釋、形成教義理論前提。其二,我國已建構起民事、行政公益訴訟等制度,利于破解環境司法受案瓶頸。而案件數量的日漸龐大以及不同案例類型的呈現,也為教義學應用提供了質料和場域。其三,我國環境法學已形成諸多環境部門法理論,能為研究者提供充分的理論選擇,促進教義學理論朝著融貫、務實的方向發展。因此,無論從時代背景、法學需求還是現實條件來看,環境法教義學中心地位并非僅是一種理論預判,更非是德國經驗移植。而是在環境法治需求變化下,回答法治實施主體是誰、法學研究成果服務于誰等問題。顯然,從服務于立法者到服務于司法者與執法者的拓展,決定了環境法教義學的中心地位。

      (二)環境社科法學的功能定位與層次化

      法教義學雖然不局限于法律內部的論證,對外部社會保持一種開放性27,但不可避免地仍存研究視野上的盲區。例如,中國是否需要推進垃圾分類立法,經濟成本與制度成本能否承受?區域間生態利益協調是采用相對的生態補償標準,還是全額的生態服務付費標準?在正起草的《長江保護法》中,是建立流域綜合管理機構,還是流域協調機構?諸如上述相關問題雖引起諸多關注,但教義學很難給出一個切合中國實際的建議。原因在于,上述問題回答都仰賴于社會經驗的觀察與判斷,處于法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地帶,因此限于法律的封閉視野將無法獲取真切答案。而這恰是社科法學所擅長的,其能對環境法教義學提供一種社會經驗支撐。當然,社科法學在不同階段的功能發揮以及與教義學的合作方式并不相同。

      在環境立法階段,不同于傳統部門法學研究者能通過自身直覺或經驗判斷給出相對準確答案。因科學不確定性和共識匱乏的影響,環境法學研究者難以僅通過自身經驗感受,而對立法需求、資源供給狀況、發展趨勢進行預測。因此,從中國乃至域外立法實踐看,環境立法過程需不同多學科專家的廣泛參與。不僅需要環境管理學家、環境經濟學家等,更需要環境科學家對環境問題的性狀、污染行為、防治對策予以闡釋。在此階段,環境法學研究者不僅是法學研究者身份,更是科學、管理學、經濟學的結論受眾。環境法學研究者需要將法學外部成熟的共識和結論,納入法學內部之中,將實施經驗判斷轉化為法律判斷。這一轉化過程正是法社會學在發揮作用,其承擔的是跨學科的中介功能,其更多的非知識增量而是知識引介。

      在執法與司法階段,教義學處于中心地位,社科法學更多是對事實與規則間隙不足而提供經驗性的論據。法律的適用絕非簡單的邏輯演繹,而需要目光在大前提和生活事實間往返流盼。28尤其是結合我國環境行政法學突出的目的性特征與環境司法能動主義,更是強調法律適用過程中對社會經驗的有效把握。社科法學在此過程所提供的經驗性結果主要應用在“法律論證中的目的性論證特別是后果論證”29。

      在社會效果評估階段,教義學無法對環境效果、公眾法治認可境況予以揭示,故仍需要借助于社科法學外部視角。在此,社科法學中的法社會學能發揮重要作用,即對社會實在的揭示。但不同于法社會學典型研究領域,例如鄉村社會、民間法、基層執法等,環境法社會學難以通過一般社會學調查方式,充分獲得環境監測信息、執法信息等經驗性知識,以評估環保效應、執法效果。需要與各級行政主管部門合作,才能展開環境法社會學研究。這種合作方式往往以政策制定、立法評估、地方立法、工作報告等方式展開。這一方面決定了環境法社會學具有強烈的公共問題意識,并非經典法社會學所持的價值中立態度;另一方面也決定了環境法社會學服務于環境立法的可能性。因此,可以將此階段社科法學的研究成果作為下一“立法階段”的預備。

      (三)環境政法法學的實踐轉向與補強

      環境法治實踐依賴于政治對于環境保護這一社會議題的優先度安排。觀察域外環境立法沿革以及綠色政治的演進,能明顯感知環境法律與政治、政黨間的緊密關系。但環境政法法學又并非簡單采用傳統政法法學的“自上而下”方式,而予以思考法律與政治、權力與權利的關系;相對則是在不同層面呈現一種“自下而上”方式,在環境法治實踐中闡述法律與政治的關系,通過具體經驗提煉而理解與呈現中國政法關系。環境政法法學并非是依據一種西方唯一的超驗的政法理論去理解與支配環境法治中的政法關系,而是以中國現實的環境問題為帶入點,采用一種強烈的實用主義傾向,并對行之有效的環境法律制度通常采取理解的立場。事實上,這也符合環境部門法學的定位,即在憲法學給定的權力框架下,思考環境法律與政治的動態關系。但這一定位并不意味著環境政法法學缺少反思精神。相反,其恰恰彌補了宏觀層面上政法法學視角上的實踐盲區,其更多是對傳統政法法學成果的一種實踐檢驗或矯正。在此意義上,“政法法學有可能會轉移陣地,從學術界轉向社會、從法學圈內的政治意識形態話語轉變為公共話語”30。從當代環境政法法學的視角來看,這種“陣地”轉移,一定意義是從理論架構轉向實踐反思,從唯一的政治憲法學轉向全部的部門法學。

      面對新時代,應當繼續強化政法法學在環境法學中的應用,才能充分回應環境法實踐特征,充分揭示環境法治中國規律。這一強化應圍繞環境法學的兩個重點領域:其一,生態文明的環境法學解釋。從“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到“可持續發展”,再到“科學發展觀”,再到當前的“生態文明”,國家的頂層政治決策影響了環境法治的歷史發展。但局限于實用主義政法法學的立場,環境法學尚未建構起國家宏觀政治與環境法治之間的關系。自黨的十八大以后,生態文明建設受到高度關注,給環境法治發展注入新活力,促進了環境法治體系的實施轉型。2018年“生態文明”入憲意味著生態文明從政治話語體系進入法律話語體系之中。無論從頂層設計還是從法治實踐,環境法學均不應、也不可能再忽視宏觀的政法關系的建構,而須正面回應生態文明自上而下給環境法治所帶來的積極影響。以生態文明為中心闡明中國政治與法治之間的互動關系,闡明政黨在環境法治中的領導形式與表現,闡明政策與法律之間的二元關系。其二,在現代性中理解國家與法律的新型關系。環境法具有最為明顯的現代性特征,使其可以成為認識和理解國家與法的現代性的一個重要切口。在環境法治中,能明顯觀察到環境法律的工具化特征與實質正義的趨勢。法律與權力之間不再是曾經的合法性依據與實施保障的一元關系,而呈現相互交融的多元復雜關系。因此局限于傳統、經典的政法關系框架,就難以準確理解和闡釋黨政同責、黨內法規、河長制等中國環境法治中的特殊現象。

      五、“從借鑒走向創造”的基本話語轉型

      新時代環境法治的轉型升級決定了環境法學研究必須走出西方話語禁錮,實現話語自覺,并建構中國環境法學的話語權。即實現從域外借鑒向本土創造的轉型,回歸到中國法治語境下的主體性特征,找準中國問題,利用中國資源,形成中國話語。在這一過程中,其一,首先應明確中國環境法學的問題意識,走向中國環境法治的“田野”,解決服務于誰的問題。其二,充分理解和利用中國本土環境法治資源,解決如何服務的問題。其三,正確處理中西方法治話語關系,堅持開放并蓄的話語立場。

      (一)走向中國環境法治問題的“田野”

      問題的本土性決定了話語體系的本土性。“實現環境法律有效性轉型,讓法律在中國生根落地,就須面向中國生態法治的真問題,而不是面向預設與虛構的假問題,須立足中國本土資源,而不是隔空取物般的盲從”31。那么如何去尋找中國問題,在哪里才能找到中國問題?法律功能是使復雜世界和社會關系變得可以預期和把握,是對復雜生活系統的簡化,而法律要擴展普遍秩序并獲得成功的前提是對社會多樣性的洞悉和理解,這意味著需要進入法律存在于其的“田野”。32這就要求環境法學研究須走出桌案研究與資料研究,走入到中國“田野”中;從先驗的理論語境或域外語境回到中國現實語境中;從中國環境法治建構者視角轉向環境法治實施一線的觀察者視角。毋容置疑,面對新時代,環境法學研究在立法、司法、執法領域應全面深入環境法治一線,發現問題,回應問題。

      在立法層次上,可以預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需繼續環境立法與大規模修法,以促進環境法律形式與實質的統一。這就需要環境法學人走向田野以獲得實質性知識,追問行為如何發生、為何發生以及對行為的性質有所理解。蓬勃發展的環境地方立法給環境法學研究走向實質的田野打開了一扇窗口,使環境法學者全面、深入接觸環境立法成為可能。在地方立法調研或評估過程中,地方政府部門與環境法學者就相關領域可以進行深入融合與交流,相應的環境質量、環境執法等信息也得以更為充分提供。同時相應信息也經由政府的規范性文件背書,使其中的權威性與真實性得以相應保證。更重要的是上述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則反映了國家立法盲點與基層執法現實苦情,彌補了環境法學實質知識的匱乏。與此同時,地方環境立法文本本身也為環境法學研究提供了大量規范性研究的質料,打破了原來可能存在的信息共享壁壘。無疑,通過地方與國家法律文本比對,可明顯看出地方立法針對性與創設性,大量地方立法將對國家層面的模糊立法進行補充;同時也是對自上而下的國家立法理性的一定程度的矯正。更進一步而言,國家立法應當對地方立法中那些有普遍性、共識性、有效性的立法經驗予以借鑒,及時反饋至國家生態法律的文本之中,形成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雙向互動體系。這種雙向的互動關系可以經由環境法學者的教義學分析而進入司法領域,與群體性的判例研究形成互動。從而促使環境法學融入國家理性與地方經驗、靜態規則與司法實踐的田野之中,得以深度回應中國法治發展的時代召喚。

      在執法層次上,深入基層是促使環境法學研究走向本土廣袤疆域的關鍵。在我國自上而下的環境管理體制中,行政權力的最終作用于公眾是在基層,公眾對于環境行政的體會和感悟也在基層。因此,基層成為環境執法第一線。自上而下的立法是否符合中國國情,是否存在法治實施難題,在基層執法層面會暴露得最為充分。如果不能深入到基層執法一線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環境執法,不可能了解中國環境法律的實施狀況。通過地方立法可以發現,對于環境法律制度問題認識最深刻,對于環境法律制度改革最迫切的就是基層,而提出行之有效的制度創新往往也在基層。這就要求環境法學研究須深入到環境執法的最底層,采用社科法學的方法觀察與解釋制度運作,充分揭示問題。唯有如此,環境法學研究才能深入,才能精細化。

      在司法層次上,判例研究是新時代環境法學研究對接本土資源的重要路徑。諸多高質的裁判文書也為環境法學走向環境法治田野提供了大量質料與觀察切口。法學所處理的對象固然是有待進行意義澄清的法律概念和規范,但其更為根本的成因乃是司法實踐中實際所遇到的難題,這些問題呼喚法學給出一種響亮的回應。33顯然司法裁判為環境法學提供理論對接本土真實法治實踐材料的同時,環境法學也為司法裁判提供了裁判的基準及備選論證路徑,“對新問題做出符合事實的試探性判斷,同時積累并分析目前的解決模式中的經驗和結果”34。這種理論與實務間的互動關系在環境法指導案例或典型案例中屢見不鮮。如果未來環境法學共同體能夠轉向發掘那些兼具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的案例并對其進行評注或者分析,而且這種評注或者分析一旦能流行起來,則便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法官在司法裁判中的判決說理,從而推進環境法學研究與司法實踐之間的良性互動和溝通。35

      (二)充分汲取與彰顯中國環境法治資源

      其一,要充分理解和運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資源。作為引領民族、國家發展的核心政治力量,中國共產黨是使命型政黨、動員型政黨,深深嵌入到中國政治結構的等級組織,將黨的任務目標與國家發展融為一體,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黨政體制。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所取得的制度成果以及對生態問題的有效遏制,說明在生態法治建設中離不開黨的領導核心作用,沒有黨中央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堅定意志和長遠戰略部署,就不可能實現生態法律制度的轉型與創新。充分理解黨的“高位推動”決策,充分發揮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才能實現真正的中國環境法治。拋開黨的領導,拋開符合中國現實的“政黨體制”,將永遠無法到位解釋中國環境法治問題,也無法提出具有話語權的環境法治路徑。

      其二,要充分理解和運用國家在生態法治體系建設中的權力資源。不同于西方的形式法治觀,我國法治建設所堅持的是一種社會主義實質法治觀。這在國家權力的構造上體現得尤為明顯。不同于西方的權力分立,我國更強調權力之間的相互配合與監督。在“政黨—國家”關系中,黨代會以及黨中央全會作出決策,國家機關加以落實。因此,中國共產黨使命型、動員型屬性使得國家權力具有強烈的問題導向和使命意識。這種中國權力特質反映在法學中就突出表現為:對行政權力合目的的保障,而非單一的控制行政權力;強調司法權能動性對社會矛盾的解決,突出政治力量與司法的合力作用,強調相對的獨立性,而非司法的絕對獨立。環保政策的法律化、環境司法的專門化與能動性、環境的大部制改革與垂直管理等都是這種中國國家權力特質的體現。

      其三,充分理解集體主義的文化資源。不同于西方崇尚自由、反對強制的個體主義文化,中國本土文化具有強烈的集體主義取向,強調“家國”觀念,強調國家、社會、個人三者的整體、綜合與和諧。集體主義文化下的個體對安全、秩序具有強烈的要求。在此文化背景下,法治對于主要矛盾的化解并不主張通過競爭、對抗的模式解決,而是尋求各方共同的利益,力求通過法治凝聚成社會最為廣泛共識的“最大公約數”,注重平衡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長遠利益和短期利益的關系。36如果沒能理解中國集體主義文化背景,就極有可能將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話語納入到中國語境,混淆了服務的對象。而集體主義恰恰是中國環境法治建設的優勢,其體現了解決“公地悲劇”“囚徒困境”等現代問題的中國智慧。

      (三)堅持開放與并蓄的話語立場

      一方面,堅持開放兼容的話語立場。科學借鑒先行國家的法治理論及經驗,是當下中國取得環境法治成就,實現快速發展的歷史經驗之一。建構中國法治話語體系需要增強理論自信,就是要勇于學習借鑒人類文明的成果,當然也包括西方自由主義的法治理論。西方法治理論在中國不是作為我們建構自己的法治話語體系標準而存在的,而是作為一種有意義的理論來源與法治發展的參照系統成為建構中國法治理論的一部分。37這種開放兼容的借鑒應符合三個標準:一是以實現人的需求為最終目的,體現中國“為人民服務”宗旨的價值基礎;二是符合世界發展潮流,體現世界各國現代性特征的理論;三是在承認不同國家政治制度、文化差異性基礎之上,揭示和解決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環境法治中的共性問題。

      另一方面,堅持多元開放的學科立場。法學非僅僅關乎規范或司法,其中的多元進路和問題意識可同時指向比規范和司法更為廣闊的法治理論及實踐。要對環境法律、制度等運行有真切的質性把握,就離不開人類學、環境科學、環境經濟學、環境管理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介入。不可能孤立地依賴法律內部知識或教條,解釋其中動態與復雜的法律運行。研究者須保有多維視角,推進不同理論間碰撞,如此有助于達致最終的理論話語落腳于事實,落腳于社會真實的解釋力及對策可行性上。這種開放式立場將利于中國環境法學克服那種空洞、沒有事實依據的中國虛無理論,進而提升環境法學理論的有效性和實效性。38

      結語

      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生態文明體系的新時代,不僅為環境法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社會實踐場域,同時對中國特色的環境法學理論研究提出了迫切需求。新時代環境法學研究的三重轉型預示中國環境法學研究將擺脫先驗理論的束縛,走向中國特色的環境法治實踐;標志著中國環境法學研究將從淺層的經驗描述與現象觀察走向深層次、科學化的理論建構;意味著中國環境法學研究將走出西方話語禁錮,掌握中國環境法學話語權,逐漸將中國生態文明建設與環境法治模式推向世界。

      注釋

      1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書數據庫中以“環境權”為關鍵詞搜索,得到有效裁判文書僅34份,全部為當事人主張健康權與財產權時涉及環境權,無法院將環境權作為裁判的依據。
      2桑本謙:《反思中國法學界的“權利話語”---從邱興華案切入》,載《山東社會科學》2008第8期,第30頁。
      3參見劉衛先:《環境法學基石范疇之辨析》,載《中共南京市委黨校學報》2010年第1期,第44頁。
      4參見史玉成:《環境法學核心范疇之重構:環境法的法權結構論》,載《中國法學》2016年第5期,第281-302頁。
      5張文顯:《在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2017年年會上的致辭》,載騰訊網,https://mp.weixin.qq.com/s/k OKu LVx C5EHqmi_Eob SPsw,2019年10月3日訪問。
      6參見胡玉鴻:《法學方法論導論》,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頁。
      7蘇力:《中國法學研究格局的流變》,載《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第58-66頁。
      8施旭:《文化話語研究:探索中國的理論、方法與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頁。
      9參見蔡守秋:《環境權初探》,載《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3期;呂忠梅:《論公民環境權》,載《法學研究》1995年第6期;陳泉生:《環境權之辨析》,載《中國法學》1997年第2期。
      10參見呂忠梅:《中國環境法的革命》,載呂忠梅主編:《環境資源法論叢》(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頁。
      11《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編寫組:《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頁。
      12《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2018年6月16日),載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zhengce/2018-06/24/content_5300953.htm,2019年6月2日訪問。
      13參見郭棟:《美好生活的法理關照--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深刻變化與法治現代化高端智庫論壇述評》,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8年第4期,第214、215頁。
      14參見王金南:《把握好生態環境治理的窗口期》,載《中國環境報》2018年5月28日,第3版。
      15參見陳海嵩:《環境司法“三審合一”的檢視與完善》,載《中州學刊》2016年第4期,第57頁。
      16參見朱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話語體系的自覺建構》,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3年第1期,第25頁。
      17參見鈄曉東、杜寅:《中國特色生態法治體系建設論綱》,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7年第6期,第24頁。
      18《立德樹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養勵志勤學刻苦磨煉促進青年成長進步》,載《人民日報》2017年5月4日,第1版。
      19參見郭棟:《美好生活的法理觀照--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深刻變化與法治現代化高端智庫論壇述評》,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8年第4期,第214頁。
      20參見張翔:《環境憲法的新發展及其規范闡釋》,載《法學家》2018年第3期,第90頁。
      21蔣銀華:《論國家義務的基本內涵》,載《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第40頁。
      22參見龔向和:《國家義務是公民權利的根本保障--國家與公民關系新視角》,載《法律科學》2010年第4期,第3頁。
      23參見陳海嵩:《國家環境保護義務的溯源與展開》,載《法學研究》2014年第3期,第64頁。
      24《行政訴訟法》第25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在履行職責中發現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國有財產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等領域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致使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應當向行政機關提出檢察建議,督促其依法履行職責。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的,人民檢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25參見劉劍文:《論領域法學:一種立足新興交叉領域的法學研究方法》,載《政法論叢》2016年第5期;劉劍文:《學科突起與方法轉型:中國財稅法學變遷四十年》,載《清華法學》2018年第4期;候卓:《“領域法學”范式:理論拓補與路徑探明》,載《政法論叢》2017年第1期。
      26參見張翔:《形式法治與法教義學》,載《法學研究》2012年第6期,第9頁。
      27參見孫海波:《法教義學與社科法學之爭的方法論反省--以法學與司法的互動關系為重點》,載《東方法學》2015年第4期,第76、77頁。
      28參見[德]卡爾·恩吉施:《法律思維導論》,鄭永流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8頁。
      29宋旭光:《面對社科法學挑戰的教義學--西方經驗與中國問題》,載《環球法律評論》2015年第5期,第128頁。
      30蘇力:《中國法學研究格局的流變》,載《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第59頁。
      31鈄曉東、杜寅:《中國特色生態法治體系建設論綱》,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7年第6期,第23頁。
      32參見王啟梁:《法學額研究的“田野”--兼對法律理論有效性與實踐性的反思》,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7年第2期,第136頁。
      33參見孫海波:《法教義學與社科法學之爭的方法論反省--以法學與司法的互動關系為重點》,載《東方法學》2015年第4期,第78頁。
      34[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學》,丁曉春、吳越譯,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頁。
      35參見前注(33),孫海波文,第88頁。
      36參見周葉中、林駿:《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話語體系創新》,載《江漢論壇》2019年第1期,第134頁。
      37參見朱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話語體系的自覺建構》,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3年第1期,第27頁。
      38參見王啟梁:《法學研究的“田野”--兼對法律理論有效性與實踐性的反思》,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7年第2期,第1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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